《打狗棍》影評：遠去的熱河傳奇
文／司馬平邦
早在1973年以前，郭靖宇導(dǎo)演還沒降臨人世的時候，“熱河”這兩個字已經(jīng)從中國行政版圖上被抹去，正因此，它也就成了另一種傳奇，而有時候，傳奇文化的來源主要是因為有了某些的懷念。
正如，前幾年北京市在調(diào)整區(qū)劃時，特別將崇文區(qū)和東城區(qū)合于一區(qū)，為東城區(qū)，將宣武區(qū)和西城區(qū)合于一區(qū)，為西城區(qū)，所以在未來，北京孩子根本不會對“崇文”和“宣武”這兩個地名有什么概念，甚至他們對“崇文”和“宣武”的意思也不會有什么概念了，他們既不用崇文，也不用必武，歷史的沿革，沿著實用主義、成本最低的原則前行，所有舍掉的，便都成為傳奇。
當年熱河省的省會就是承德，而承德與熱河的來歷，其實與清朝爭議最大的那位雍正皇帝關(guān)系最密，它又是木蘭圍場所在，所謂“承受德澤”之地是也，加之“避暑山莊”之名，就更加增加了此地在歷史――尤其是人文史中的份量。
郭靖宇的《打狗棍》里，1930年代，日本人侵入承德，住進了避暑山莊，桿（音敢）子幫（丐幫）的兄弟中有人主張一把火把避暑山莊連同那100多名鬼子都燒死在里邊，世家出身的大桿子戴天理（巍子飾）勸說兄弟們說，咱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寶貝和鬼子們一起燒了，言下之意，他對將日本人趕出中國還是相當有信心的。
戴天理，早年就被人送外號“戴野驢”，我覺得，這稱號既可以代表戴天理本人，也可以代表這部劇中的所有人，尤其是其中土生土長的承德人，個個身懷野驢的脾氣，隨時都有著不可抑止干一架的沖動。
劇中暗表，戴天理年輕時候因當街殺了兩名向中國人販賣鴉片的洋人，犯了命案而遠走他鄉(xiāng)，雖然他的父親戴大刀（高明飾）大小也是大清命官，但法度之下，戴天理還是一逃就是13年，這與《闖關(guān)東》里李幼斌飾演的朱開山出身相似，后者當年參加了山東的義和拳，殺洋人殺到了北京，后來又被洋人和大清的兵追殺逃到東北。
戴天理能夠得到桿子幫的傳家寶打狗棍，亦在于他曾跟桿子幫的侯大桿子一起參加過抵御外侮的民間義軍。
都說英雄莫問出處，但其實，每一個真正的英雄和狗熊，甚至是每一個心懷英雄和狗熊情結(jié)的人，也都是有出處的，戴天理和朱開山都是寫在戲里的，郭靖宇就是現(xiàn)實中的，不信你去問問這位導(dǎo)演為什么他拍了那么多燴炙人口的抗戰(zhàn)大戲，而且沒有一點兒要停下的征兆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
正如我剛剛看過的又一部極好的抗戰(zhàn)題材電影《蘭亭》，編劇程曉玲女士在電影的最后一個畫面特別寫上“獻給英雄的先輩”字樣，一掃聽，她本人是四野之后，曾經(jīng)也是抗戰(zhàn)英豪。
正如，今天的中國仍然有許許多多給汪精衛(wèi)和溥儀皇帝抬轎子、唱贊歌的人物，鼓吹著他們的出賣國家、背叛民族的“和平功業(yè)”，比如茅某某、信某某者，若好信的話，你就去查查他們真正的血緣祖上……
我只能感嘆遺傳的偉大力量，是你任何的轉(zhuǎn)基因的本事所不能轉(zhuǎn)化的。
《打狗棍》，只用一部劇、幾個人的力量，就為我們重塑了“熱河省”這段早已遠去的歷史傳奇，它的創(chuàng)作方式有如金庸先生的《射雕英雄傳》，將一大段英雄的故事，附會于曾經(jīng)真實有過的歷史，讓你信，也讓你不信，其實是讓你不得不信――只是《打狗棍》里的英雄故事更民間、更驢性、更下里巴，丐幫，在《射雕》里雖有大量著墨，但仍然是主體故事的配角，而在這部《打狗棍》里，桿子幫，和它的一群乞丐幫眾，已經(jīng)成為真正的故事主體，是一頭大野驢帶著一群小野驢跟侵入家園的侵略者決斗到底。
所謂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，那道理講的起碼還是匹夫的邏輯，匹夫，與當下對應(yīng)的或者就是屌絲吧，然而桿子幫的桿子，乞丐，要飯的，其實與這個階層的經(jīng)濟地位還相差甚遠，它們本來就是被社會拋棄的一族，卻反過來要承擔起國家興亡的大任。
如是之事，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也不勝枚舉，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，曾經(jīng)也做過乞丐。
驢性，這個詞，即使在從前非黑即白的語境下，仍然有著極為復(fù)雜的詞義，戴家和那家，承德兩個傳統(tǒng)家族，即使在民國初年的混亂中，仍可橫行官商之間，為全城矚目著，由高明（飾戴翰霆，即戴大刀）和王奎榮（飾那麻子）飾演的兩個長輩，都各有各的驢性，而師出同門的兩個晚輩戴天理和那圖魯（黑子飾），更是驢性著將恩怨情仇鑄于一爐。
全劇以長城抗戰(zhàn)和日寇占領(lǐng)熱河、統(tǒng)治承德為界，前面，講的是戴氏與那氏的仇恨、分裂和斗爭，這些仇恨和分裂、斗爭，有的緣于利益，有的緣于各自身上的驢性，那圖魯及其父親曾經(jīng)可謂惡貫滿盈，那麻子為自己的貪欲和邪惡送了性命，那圖魯在父親的威權(quán)下長大，邪惡中亦埋伏著良善的根芽，高人仰止的大師兄戴天理，既是他的仇人，其實也是他的偶像，他們之間的關(guān)系，尤其在長城抗戰(zhàn)開始之前，可以用可怖來形容亦不為過。
長城抗戰(zhàn)開始，在民族大義和家國生死面前，戴天理和那圖魯分別帶著各自的鄉(xiāng)野之師投入保家衛(wèi)國的前線，戴氏與那氏，也正好在這個時候完成了從仇恨、分裂和斗爭向親近、融合與合作，第31集，那圖魯在抗戰(zhàn)前線曾由衷與對著戴天理這位昔日的仇敵叫了一聲“師哥”――我相信，那也是本劇最為感動人心的一刻，和最為感動人心的一集，許多在之前一直為戴那之仇糾著心纏著肺的觀眾可能會潸然落淚――但這又遠不是故事的結(jié)局，最終，那圖魯還是走向了對家國和大義的背叛，其實，亦可以說，第31集的短暫融合與親近，不過是那圖魯必然走向?qū)覈痛罅x背叛的小插曲，戴天理身上有著無數(shù)抗日先烈的影子，這些故事亦不是郭靖宇作品所獨有，但來自熱河承德的這個那圖魯，這個稍覺復(fù)雜，既著人恨、又著人憐的那圖魯，我覺得可能更有史無前例的表征意義。
華北抗戰(zhàn)，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(zhàn)爭史上有著非常特殊的位置，尤其是在抗戰(zhàn)之中，大量的地方鄉(xiāng)紳、政府要員倒戈成為日本人的漢奸走狗，那些事故和故事，好像一直也被歷史學(xué)家們諱言，也許，這才是那圖魯形象的意義所在。
《打狗棍》里還有大量、大段的“拉郎配式”愛情，我覺得亦是導(dǎo)演郭靖宇創(chuàng)作上重彩的一筆，看金庸的《射雕》和《神雕》，看郭靖、黃蓉，看楊過、小龍女，這些宋元時代的自由戀愛，很容易讓人心神往之，但看《打狗棍》，看那素芝與老二嬸、那圖魯與玉格格、戴天理與秀兒之間的極為傳統(tǒng)的拉郎配式民國戀愛，以及創(chuàng)作者對這種落后的婚戀方式并不帶有太多批判的客觀呈現(xiàn)，亦能感受到斯時中國民間社會深層次的思維板結(jié)與人性扭曲，可以說，金庸先生是對我們?nèi)隽酥e，騙了粉絲，而郭靖宇是實實在在為我們揭開了歷史的某一部分瘡疤。
但客觀，就是客觀，你不想直視它，它卻直視你。
看過《打狗棍》，我們真需要認認真真地對過往那么多將青春和自由都犧牲在板結(jié)、扭曲的民族傳統(tǒng)里，又不得不以身家性命擔起家國興亡之責的前驅(qū)先輩們道一聲辛苦，今天所以天下無“狗”，全由當年那根打“狗”棍子上有肝腦相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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